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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團隊稱對爭論“有些失望”:一些沒看完報告全文就激烈反對

放大字體  縮小字體 發布日期:2017-09-01  來源:淮安企業網  瀏覽次數:73

“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戰略從2003年提出至今,已經過去14年。各種討論依舊,卻無系統方案。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團隊歷時一年進行調查研究,于8月21日,發布了《吉林省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研究報告(征求意見稿)》(下稱《吉林報告》)。報告提出的解決方案是先輕工業充分發酵才可以大力推進重工業,建議發展輕紡、家電、電子。另外還提出,吉林省目前完全可能挖掘出1.2—3.6個百分點的新增長點,其經濟增長完全有潛力回“8”沖“10”。

《吉林報告》發布之后“一石激起千層浪”,引發各種爭論。銀河證券原首席策略分析師、中閱資本總經理孫建波發文《林毅夫要把吉林帶到坑里?東北發展該發揮比較優勢還是補短板?》,強烈質疑“林毅夫團隊缺少的不是理論,而是常識”,稱“東北發展輕紡、家電和電子,必然是死路一條”。而其他一些學者也發表了不同的看法。比如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田國強認為,更重要的是需要進行體制機制方面的改革,形成有利于激發人們創業、創新的制度環境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具體的指導。

對此,林毅夫團隊成員、吉林報告主編、吉林課題研究執行負責人付才輝日前接受第一財經的采訪,他表示,“《吉林報告》目前引發了全國性的關于東北振興的大討論,確實始料未及,不過也在預料之中。”付才輝認為,對破解東北困局這么大的問題,見仁見智是必然的,公布征求意見稿,目的是集思廣益,以進一步完善。但對一些沒看完報告全文就激烈反對,從如何破解東北困局這么嚴肅而重要的問題來說則有些失望。討論要理性,這不僅因為有助于完善報告,更有利于東北的發展。而外界的評論要從內部邏輯是否自洽以及各種推論是否和經驗事實一致來進行,不能因為和其它理論觀點不同就認為是錯誤。

熱議始料未及

對比十年前2007年出臺的《東北地區振興規劃》(東北振興“十一五”規劃)提出“經過10到15年的努力實現東北地區的全面振興”的東北振興目標,現實卻是2014年以來,東北三省經濟增速大幅回落,經濟增長排名全國墊底,尤其是遼寧省出現了“斷崖式”下滑。

這引起中央的重視,自從2003年10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出臺《關于實施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振興戰略的若干意見》發起東北振興戰略以來,國家針對東北振興密集出臺了一系列政策,僅2016年就出臺了三份重要文件——標志著新一輪東北振興戰略的開啟。對于一個地區而言,如此密集的出臺國家戰略與政策前所未有。

為何東北如此難以振興?

付才輝介紹,在著手開展吉林課題研究之前,團隊也梳理了不少討論觀點,比如體制論、文化論、地理論、歷史論、甚至宿命論等等,盡管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感覺不解渴。而《吉林報告》的分析框架脫胎于2004年林毅夫教授所寫的一篇對東北問題的分析文章,文章原名為《振興東北,不能采取發動新一輪趕超的辦法》。

他說,這篇文章首次應用新結構經濟學分析東北問題,其核心觀點是:東北老工業基地在改革之前的發展,受益于國家推行的重工業優先發展的趕超戰略;而東北老工業基地在改革以來的發展,則受累于趕超戰略所遺留下來的,缺乏市場競爭力的產業、產品、技術結構,東北振興戰略需要采取遵循東北自身比較優勢的發展戰略,切忌在東北振興戰略中發動新一輪趕超戰略的老辦法。

在付才輝看來,讓人遺憾的是,從2003年到2016年的第一輪東北振興戰略采取的依然是強化違背比較優勢的趕超戰略型振興政策,而非遵循比較優勢型振興政策。基于一項實證結果顯示,“振興東北”戰略使企業陷入“經營困難—政府‘輸血’—企業進一步擴張—利潤下降—經營困難”的怪圈。因此,解決東北問題的根本出路在于從“違背比較優勢型趕超戰略”轉軌到“遵循比較優勢型發展戰略”。

至于《吉林報告》目前所引發的全國性的關于東北振興的大討論,付才輝也承認,確實始料未及,不過也在預料之中。因為,對于東北的發展難免會見仁見智,團隊公布征求意見稿,目的就是集思廣益,以進一步完善。但對一些沒看完報告全文就激烈反對,從如何破解東北困局這么嚴肅而重要的問題來說則有些失望。討論要理性,這不僅因為有助于完善報告,更有利于東北的發展。而外界的評論要從內部邏輯是否自洽以及各種推論是否和經驗事實一致來進行,不能因為和其它理論觀點不同就認為是錯誤。

廓清討論的框架范圍

對于《吉林報告》的結論,孫建波認為,東北問題“不在產業結構,而在制度和文化”,特別是“政府的官場理念問題”。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田國強認為,更重要的是需要進行體制機制方面的改革,形成有利于激發人們創業、創新的制度環境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具體的指導。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公司金融研究室研究員張躍文也表示,吉林目前最缺乏的是讓關鍵生產要素有效結合并且發揮效益的土壤和環境,“吉林經濟問題源于非經濟因素”,請政府加快“自我改革”,為企業和創業者松綁。

不過,《吉林報告》援引了吉林大學教授趙儒煜研究結論,趙儒煜通過詳細梳理東北的結構變遷歷史后認為東北經濟困境在經濟基礎上源于“產業缺位”,在上層建筑方面是“體制固化”的束縛所致,“產業缺位”不僅直接造成東北經濟脆弱,而且也是“體制固化”形成的根本原因。

付才輝稱,這一觀點跟團隊是一致的。但是,在東北經濟發展局勢嚴峻以及國家實施新一輪東北振興戰略之際,《吉林報告》顛覆性地觸及了人們根深蒂固的思維,引發大討論在所難免。梳理當前市面上的討論,集中在“發展的結構論”與“改革的體制論”兩個方面。如果是從發展的結構論出發,爭論的焦點是東北要不要再補輕工業短板,這是根深蒂固的計劃經濟時代的趕超思維;如果是從改革的體制論出發,爭論的焦點是報告沒有以體制改革作為分析的出發點,因此遭到反對。

他坦承,報告是以吉林省的稟賦結構,包括自然資源稟賦、勞動力、物質資本以及軟硬基礎設施等為分析的出發點,確實不是從體制論出發,當然官僚體系也不在研究范圍之內。不過,他認為,體制不是第一位,因為體制是內生的而且是需要漸進式改革的,要在發展中解決,并非解決了體制問題,產業發展就會自發產生,也不是只發展不需要解決體制問題。不論是計劃經濟時代,還是現階段,東北的體制其實都是內生于其經濟基礎的。因此要破局還得從產業基礎出發,一方面要與時俱進地深化改革,另一方面要在全局的改革還在深化過程中,針對特定產業及特定地區如工業園,實行一站式服務來改善營商環境,使具有潛在優勢的產業迅速發展成吉林的競爭優勢。

對于新結構經濟學這一分析方法,付才輝解釋稱,在改革問題上,新結構經濟學的切入點是企業自生能力,即企業所在行業是否符合要素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二戰后,發展經濟學經歷了結構主義、新自由主義兩波思潮,然而,中國和少數幾個國家采用的,被主流理論認為是最糟的漸進的雙軌制改革,其實是一個務實的、比較好的轉型策略。

他說,這種轉型方式一方面給予舊的違反比較優勢產業中缺乏自生能力的企業必要的轉型期保護補貼,另一方面放開對原來受到抑制的產業的準入。并在軟硬基礎設施普遍不好、政府可用資源有限的條件下,以工業園、加工出口區等方式局部改善基礎設施和營商環境以因勢利導符合比較優勢產業的發展,這種方式在轉型過程中能夠同時取得穩定和快速發展的績效。快速的發展則能夠不斷積累資本,使許多原來違反比較優勢的產業逐漸變為符合比較優勢,企業由不具自生能力變為具有自生能力,舊體制下遺留下來的保護補貼能夠取消掉也應取消掉,以完成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

《吉林報告》認為,東北的體制機制改革也可以采取這種方式。

要反思東北問題的體制機制改革的方式方法

事實上,在吉林省就有不少地方通過這種改革方式破繭重生,曾經聞名東北的“鋼鐵城”通化就是這樣的典型。

《吉林報告》稱,從上世紀50年代以來,通化市嚴重依賴鋼鐵產業,到90年代中期,瞄準當地盛產人參、天麻、貝母、五味子等多種中藥材的優勢,確定實施“醫藥城”發展戰略,大膽探索“以藥補鋼”的發展新路。20多年來,通化醫藥健康產業年均增速28%,最近5年年均增速也保持在21%以上,一個千億級別的“醫藥城”開始興起。據付才輝去年冬天的調研發現,很多山東的藥企在通化大手筆的投資令人印象深刻,如步長藥業集團,打破了大家認為由于營商環境差導致投資不過山海關的刻板印象。

“因煤而興、因煤而立、因煤而衰”的遼源也是如此。在煤炭資源漸近枯竭之際,從“一煤獨大”轉型成裝備制造、農產品深加工兩大主導產業,高精鋁加工、紡織襪業、醫藥健康、蛋品加工、新能源特色優勢產業。當年為解決煤礦家屬就業問題,遼源紡織業曾十分發達,有“東北小上海”之稱。從“小散雜”到集群共進,從默默無聞到中國棉襪生產規模前列,東北襪業園的10年崛起見證了遼源的轉型之路。

除了在這些比較宏觀的地區層面上漸進式改革發展外,付才輝認為,吉林省有很多領域也需要進一步加大改革力度。比如,在土地、能源、人力以及自然資源等方面,吉林相對沿海地區較為充沛,但實事求是地講,也存在不少體制機制以及政策問題阻礙了這些稟賦要素的自由流動,抬高了企業使用資源稟賦要素的生產成本——比如由于國家玉米臨儲政策給下游加工與養殖企業帶來的高成本,由于窩電給能源密集型的設施農業以及其他企業帶來的高成本,諸如此類的問題就需要加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創新稟賦要素的市場化供給方式。

當然,許多改革不僅僅東北本地需要進行,而且國家層面也要反思對東北的政策改革。在大的政策取向方面,國家新一輪東北振興戰略需要從過去的強化違背比較優勢的趕超戰略型振興政策向遵循比較優勢型振興政策改革。在一些具體政策方面,《吉林報告》也提到,吉林省農產品加工業(食品行業)與養殖業過去十年受到國家糧食臨儲尤其是玉米臨儲政策的負面影響巨大,而玉米臨儲的產業政策對東北而言是違背比較優勢的產業政策。

臨時收儲政策始自2007年,其初衷是因為中國加入WTO之后國際糧食對中國尤其是產量大省東北的沖擊很大,為鼓勵主產區玉米種植,保證國家糧食安全,增加農民收入。

近十年過去,其目標確實也達到了:中國糧食“十二連增”,玉米的貢獻值最大,是面積增加最多、產量增加最快的作物。過去12年,玉米的面積增加2.1億畝,產量增加2175億斤,占整個糧食產量增長量的57%。中國從2014年開始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玉米種植面積最多的國家。2015年,中國玉米種植面積為 3712萬公頃。15/16年度玉米產量刷新歷史新高,達2.246億噸。與此同時玉米種植戶確實增收不少。

然而,盡管實現了其戰略目標,但是這種違背比較優勢的產業政策又產生的大量扭曲。中國成為全球主要產銷國中庫存消費比最大的國家,即去庫存壓力最大。而且除了過度擴種帶來的生態環境破壞與玉米陳化浪費之外,還抬高了下游企業成本不利于下游產業發展,還抑制了玉米向水稻以及經濟作物的農業轉型升級。不過,從2016年開始,玉米收儲制度改革采取“市場化定價+補貼”的新辦法,積極穩妥推進。

付才輝認為,玉米收儲制度改革這一政策案例很好地例證了新結構經濟學所分析的那一類違背比較優勢的產業政策:國家往往出于國家安全(糧食安全)以及好心初衷(增加農民收入)而發生違背比較優勢的產業政策,然后支撐不下去了(補貼太多扭曲太深)就會進行改革,而改革的次優方式就是漸近式改革。

東北需要提升輕工業短板

針對外界言論認為吉林目前由于存在體制機制問題,而不太適合發展輕紡業,進而不適于民營企業的發展,付才輝認為,這是本末倒置。輕紡業尤其是需要民營企業來大發展的,吉林的民企數量確實并不多,這是事實,但這恰恰需要大力發展輕工業來培育壯大產業集群中的企業數量,尤其是民營企業的數量,來改變國企尤其是央企“一柱擎天”在唱“二人轉”的局面。

他認為,對于大農業產業集群、大健康產業集群、現代輕紡產業集群、現代裝備產業集群以及以新能源、新材料與新一代信息技術為核心的融合型產業集群來講,都不是基礎設施類的天然壟斷行業,對于吉林省的體量而言其產業集群中的企業數目應該不在少數。然而,事實則是吉林省各大產業集群中企業數目較少,產業集群的企業密度不濃。而且農業和制造業產業集群企業數目的缺失,也直接導致了物流、信息、金融等生產性服務業的需求不足,進而其產業集群企業數目的缺失。

付才輝堅持認為,符合潛在比較優勢的輕工業目前是吉林省民營企業最容易進入的行業,資金與技術的進入門檻較低,而且市場風險也是相對較低的。在走訪遼源襪業園時,很多應屆畢業的大學生在少量的資金支持下就可以創業,效果非常好。吉林省通過大力補輕工業的短板對民營企業的發展是非常有利的,而且空間非常大。

他認為,在這些輕紡產業體系得到提升之后,不但就業可以很好解決、人才不會大量外流,而且也可以迅速增大民營企業數量。只有在民營企業非常發達的地方,才能激活民間商業氛圍,在一個少數大型國企主導的地方別指望商業氛圍和營商環境有多好。由于歷史上的趕超戰略以及過去東北振興戰略的側重問題所導致的輕工業集群和相應商業網絡的缺失是今后解決東北經濟發展問題的關鍵。東北的輕紡產業集群以及農業加工產業和與之配套的輕工業所構成的基層社會和最基礎層次的工商業是一切發展的基礎。

事實上,吉林省近年來在東北三省中之所以經濟形勢相對表現是最好的,主要就是得益于包括食品加工、醫藥健康、電子信息以及紡織服裝等輕工業的快速發展。吉林省的輕工業占工業的比重由2003年的最低點19.88%持續上升到2015年的32.32%,提升了近13個百分點。而吉林省的農產品加工業的產值也在最近超過一汽的產值。據《吉林省率先實現農業現代化總體規劃(2016—2025年)》以一般發達地區農產品加工業與農業比3.5為目標,計劃在2025年達到該水平。

付才輝稱,這個目標一點也不算高。如果能夠實現這一目標值,即便吉林省農業以目前的3.8%增速增長,那么其(農產品加工業)食品行業未來十年都將以25%的增速爆炸性增長;如果農業的增速再提高兩個百分點,那么到2025年農產品加工食品行業的增加值將接近1萬億,很有可能超過目前最大的汽車行業,但這不能說汽車工業對吉林省不重要,吉林省的汽車行業還要繼續加大力度進行向新能源等方面轉型升級,只是說明產業結構開始逐步步入良性結構,唯有如此才能繼續加速良性發展。

政府要因勢利導產業政策

在《吉林報告》提到的五大產業集群中,最受爭議的輕工業是競爭性行業,外界有聲音稱,它的發展“到底是由學者或政府的產業政策來決定,或是由市場來決定?也就是,到底是少數人(學者、政府機構及其官員)聰明,還是市場和大眾聰明?”

付才輝認為,團隊主張的產業政策是政府因勢利導,而不是政府主導。在吉林已經有一些民營企業進入到紡織、成衣、消費電子等輕工產業,但是,輕工業要成為吉林在國內國際市場的競爭優勢,則必須根據產業的需要解決基礎設施、電力供應、技術培訓、融資和上下游供應鏈的瓶頸以形成產業集群,這里牽涉到許多需要政府協調企業或是政府直接提供才能解決的問題。比如,資源枯竭的吉林遼源正是因為政府扮演的上述角色,在2005年設立了工業園而迅速地發展了一個年產值達百億,雇傭人數超過4萬人的襪業產業集群。

他提到,并不是說企業家發現了有發展輕工業的機會,政府只要把市場改革進行到位,然后扮演一個守夜人的“有限政府”的角色,有競爭力的產業集群就能自發的發展起來。

所謂的“投資不過山海關”涉及營商環境的言論,他回應稱,發展符合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使得投資回報率高才是吸引外來投資的根本,營商環境只是一個外在的影響因素而已。營商環境是內生于發展戰略的。按照比較優勢發展,前提是有效的市場,有為政府的作用則在于克服軟硬基礎設施完善的協調和先行者外部性的補償,這樣營商環境必然會好。反之,如果是趕超,企業沒有自生能力,其生存靠政府扭曲要素價格或給予市場壟斷來保護補貼,營商環境就會差。

當然,在存在過去的趕超戰略遺留下來的許多缺乏自生能力需要保護補貼才能生存的企業時,為了維持社會穩定或是國防安全而采用漸進改革時,政府也可以用工業園、經濟特區等在總體營商環境不好的情況下創造局部良好的有利發展的環境,到了資本積累、要素稟賦結構提升,原來違反比較優勢的產業變成符合比較優勢,企業有了自生能力時再深化改革,取消各種扭曲。其實這種務實漸進的改革方式是我國在總體營商環境不佳的狀況經濟取得穩定和快速發展的主要原因。

他再次強調,對破解東北困局這么大的問題,見仁見智是必然的,但是要摒棄一些歪曲事實、嘩眾取寵、博人眼球的評論。要支持理性討論,更要從內部邏輯是否自洽以及各種推論是否和經驗事實一致來評論,而非因為和其它理論觀點不同就認為是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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